“周先生，幸会！”

　　“你好，聂主任！”

　　此时的聂耳非常年轻，年仅22岁，却已经当上中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的音乐部主任，绝对能算得上青年才俊。

　　联想到聂耳的遭遇，周赫煊感到无比惋惜。

　　历史上，聂耳明年就会死，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水。他虽然只活了23岁便英年早逝，却为中国留下宝贵的遗产——《义勇军进行曲》。

　　李楷生对聂耳说：“紫艺，周先生要录制几张唱片，你来亲自负责。”

　　“好的，我会处理好。”聂耳笑道。

　　李楷生又转身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先去找法务部弄合同，你稍等片刻。”

　　周赫煊点头道：“请便。”

　　等李楷生离开办公室，聂耳热情地说：“周先生请坐，你要录什么歌？歌谱带来了吗？”

　　“你这里有歌谱本子吗？”周赫煊问。

　　聂耳立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歌谱本，递给周赫煊说：“周先生以前学过音乐？你那首《松花江上》写得非常好。”

　　“业余的。”周赫煊笑了笑，很快把《兰花草》、《松花江上》和《鸿雁》三首歌的词曲写出来。

　　聂耳惊讶道：“一次就录三首？”

　　三首数量并不少，民国时期的黑胶唱片，每张往往只灌录两首歌（正反面）。

　　最老式的78转黑胶唱片，每面只能录4分钟。45转的黑胶唱片时间稍长，但每面也在10分钟左右。这两种唱片属于市场主流，价钱相对便宜。

　　就在三年前，美国无线电公司研制出33又三分之一转的LP密纹唱片，使得唱片每面的录制极限达到18分钟（50年代提升到22分钟）。这种唱片成为未来的标准黑胶，一直到80年代仍在市场上发行。

　　聂耳说道：“三首歌的数量很尴尬啊，有点浪费唱片空间。”

　　周赫煊并不了解现在的行情，问道：“什么情况？”

　　聂耳笑着解释道：“以一首歌5分钟为标准，如果选择45转的唱片，正反面可以录四首歌。如果选择LP密纹唱片，正反面可以录六首歌。要不，你再加上一首，凑齐一张45转的唱片怎样？”

　　“让我想想。”周赫煊立即沉思起来。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周赫煊是不打算抄袭的，这是对原作者的尊重，因为它再过几个月就要问世。而且说不定，田汉此时已经写出歌词，万一撞车那就太尴尬了。

　　《我的祖国》是最合适的，这首歌可以称得上华语流行音乐鼻祖。未来有几个台湾音乐人，正是在偷偷听了《我的祖国》后，在台湾掀起一场民族流行乐的革命。

　　但《我的祖国》适合女声演唱，周赫煊感觉有点玩不转，只能暂时放弃掉。

　　至于《精忠报国》嘛，或许等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推出更好，可以用来做征兵宣传曲。

　　周赫煊想了又想，觉得《万里长城永不倒》最为合适。毕竟去年刚刚打完长城抗战，而且还败得很彻底，《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个歌名非常有寓意。

　　《万里长城永不倒》虽然原版是粤语演唱，但由于歌词书面化程度极高，韵脚节奏完全符合国语习惯，所以这首歌可以一字不改的用国语唱出来。

　　周赫煊立即动笔，边写边说：“这是去年长城抗战结束，我写的一首歌。”

　　聂耳立即凑过来围观，只见周赫煊先写歌词：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哪个愿臣虏自认？

　　因为畏缩与忍让，

　　人家骄气日盛。

　　开口叫吧，高声叫吧，

　　这里是全国皆兵，

　　历来强盗要侵入，

　　最终必送命。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叠彩峰岭，

　　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冲开血路，挥手上吧，

　　要致力国家中兴，

　　岂让国土再遭践踏？

　　个个负起使命

　　……

　　岂让国土再遭践踏？

　　这睡狮渐已醒！”

　　当看到“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这两句时，聂耳全身热血上涌，忍不住拍手赞道：“周先生写的好歌词！”

　　“什么好歌词？”李楷生突然进来。

　　周赫煊问：“合同都弄出来了？”

　　李楷生解释说：“已经拟好了，正在让打字员打印。”

　　聂耳指着歌谱本激动地说：“李经理，你快看周先生写的这首关于长城抗战的歌，歌词真是太好了。”

　　李楷生好奇地凑过脑袋，顿时看得双眼异彩连连。这首歌跟《松花江上》不同，后者让人哀伤而愤慨，前者却能激起无数国民的斗志，录制出来绝对不愁销量。

　　周赫煊写完歌词，开始照着歌词写简谱，笑道：“李经理，那25%的唱片版税不亏吧？”

　　“不亏，不亏，”李楷生喜道，“不过我要让人改合同了，把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也写进合同里。”

　　李楷生立即离开办公室，跑去法务部让人改合同，聂耳则看着简谱轻轻哼唱起来。

　　等周赫煊把谱子写完，聂耳赞叹不觉：“周先生，唱着这首歌，连我都想奔赴前线抗日了。”

　　“那样最好，如果所有人都奋起抵抗，中国就必胜。”周赫煊说。

　　聂耳也是个共党，去年正式入党的，他觉得这首歌应该拿回去让同志们广为宣传。

　　周赫煊把四首歌的词曲都递给聂耳，说道：“聂主任，什么时候可以完成编曲？”

　　“四首歌的编曲，”聂耳想了想说，“一个星期以后吧。”

　　民国时候的编曲很简单，并不像几十年后那么复杂，基本上只用最简单的乐器，不像后世搞得那么花里胡哨。

　　主要还是科技不发达，在各种电子器材发明以前，歌曲录制都需要乐队现场伴奏，编曲太复杂的话会出现许多问题，而且还不一定能达到好的效果。

　　这个年代，根本没有调音师的存在，演唱技巧不过关的歌手，一进录音棚立马暴露原形。同样的，它对歌手与乐队的配合也要求很高，稍微哪里出错就要重新来过，编曲太复杂的歌说不定一个月都无法录好一首。

　　周赫煊说：“正好我去福建有些事，一个星期后再回来。”

　　“期待周先生的演唱。”聂耳笑道。

　　这年头的妖孽非常多，周赫煊这样的“跨界歌王”不算什么。比如常凯申的智囊、国党元老、考试院长戴季陶，此人就是玩音乐的高手，不但为中华民国的国歌填词，还亲自给一些“流行歌曲”谱曲。

　　等周赫煊的这张唱片发行出来，或许会引起轰动，但绝不会让人太过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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