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把他对“如何加快新军形成战斗力的速度，以快于敌人预期的时间投入一线战场”的考量，乃至黄权的几个主要疑问，都大致阐释了一下。

　　除了前述的新兵异地作战的水土不服、容易发生瘟疫如何防治外。还包括一些配套操作：

　　后续如果调兵速度加快了，如何对外做掩饰、放烟雾弹、打时间差。乃至诱骗北线的袁绍觉得‘南线李素打孙权时用到的新增援生力军，就是从北线河内战场抽调过去的’，各种诱使袁绍轻敌、觉得这次真是机不可失”。

　　当然最后这部分说得比较笼统，反正届时让诸葛亮领会其思想、在前方随机应变就好。给诸葛亮的建议不用太细，李素毕竟隔了一千五百里、几个月时间，也无法料敌千里数月之外，要“弟子能而师不御之者胜”嘛。

　　黄权提到的全部这些疑问点，但凡李素之前没想到写进给刘备的秘奏里的，他也再作为解释附件补充一下，免得到时候刘备也有此问时只能靠黄权口述解释——当然，因为比较琐碎，李素就不亲自写了，他很忙，让徐庶张松随便谁整理成类似“会议纪要”即可。

　　这种奏折的行文模式，还挺创新的，自从华夏有皇帝制度以来，还没大臣给皇帝的奏折是这样写的。

　　有点类似于历史上杨修给曹植的“答教十条”小抄，背熟了之后，曹操给曹丕曹植考核、问到哪个就把对应的答案拿出来。

　　同理，刘备看的时候，也不用都看，先提纲挈领看正文，如果刘备领悟能力好，没有疑问，后面就不用看下去了，也节约刘备的时间。刘备觉得想不通的，或者发现有风险的，黄权再指点他对应查找、看看李素有没有想到。

　　后来朝廷遇到这种异地办公讨论的，也都模仿着来，臣给君的建议奏折后面，有必要的都可以附会议纪要以备查看、便于了解决策思路的形成过程。

　　反正李素有超前一千八百年的办公协作经验，这点其实都不算什么值钱货，但只要是他脑子里拿出来的东西，哪怕仅仅是一点做事方法、工作学习习惯，都能让古人受益匪浅，觉得什么都有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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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扩军调兵部分全部谈妥之后，李素又跟黄权展开聊了不少他对如何把握变法节奏的设想，也是让黄权觉得非常有道理。

　　商讨盘桓数日后，黄权就告辞带着使命奔赴长安，千里迢迢赶得挺辛苦，在七天后的四月初十回到长安。

　　而且，他在回到长安之前的三天、路过宛城的时候，还按刘备出发前的关照，先面见了一下高顺，然后把李素关于如何调整练兵扩军安排的意见，转达给了高顺，好让他立刻先开始执行，少耽误点时间。

　　高顺乍一听还有些诧异，他性情严谨，怕黄权乱传使命。但黄权给他看了一封手谕，是刘备心细提前给的，意思就是“李司空有任何关于此次讨论练兵事宜的建议，黄权回程时可直接安排相关将领照做，不必请示旨意”。

　　刘备也知道远程办公往来一趟半个月浪费时间，而李素的建议肯定都是好的，要充分放权，这也算是特事特办。

　　高顺看了这个提前堵漏的圣谕，也是不禁感慨，内心对于皇帝对司空的信任程度的印象，又加深了一层。

　　回到长安后，黄权再把跟李素的讨论全部转述解释一遍，这次刘备倒是没有再对李素的军事意见部分有任何疑问，基本上直接看了李素的“讨论过程会议纪要”，就全盘接受、正式批准实施、备案留中。

　　由此，刘备还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还是伯雅会做事，知道远程时隔半月君臣议事，就该把臣一方的“会议纪要、决策过程”都晒出来，便于皇帝查看，也省得让传递消息的使臣口头解释太多，不怕传错话。

　　上次诸葛亮的建议，就有点不够周全，至少决策过程没有都形成到秘奏上，一部分还要依赖黄权的口头释疑。

　　于是刘备随口一说，让黄权下次记得关照诸葛亮：河东河内那边，再有任何需要朝廷全局配合的议题，在秘奏的时候，记得学学你李师写会议纪要。

　　然后，从这年夏天开始，诸葛亮也成了会议纪要的第一个“受害者”，开始学习模仿老师的办公文体，把决策讨论过程都附在附录上。

　　（注：稍微澄清下。在正式朝议上，每个大臣在君前说了些什么，也都会被秘书郎记下来，但仅限于朝议。至于臣子的奏折，是不用写讨论决策过程的，皇帝也不看）

　　且不说这些长远影响，单说刘备全盘接受了李素对扩军练兵部分的意见后，继续往下看工商税改革，然后很快也不得不承认，李素的谋划比他一开始拍脑门的想法要持重得多，也更循序渐进。

　　李素建议刘备：今年绝对不能立刻开征新式工商税，不能试图形成常法，那样反抗太激烈了。第一年应该放出风声后，承诺“即使要进行这个改革，也得从后年开始收，今明两年肯定照旧，给民间适应期，同时利用这段时间讨论新商税的具体实施方案。”

　　同时，放出这个风声后，朝廷可以先做出承诺，今年仍然以富商和勋贵产业的主动带头认捐为主。但所有的认捐，到后面都能抵扣翻倍的免税额度。

　　比如今年捐了一亿钱，后年这家巨富勋贵的年税前利润是五个亿，按照税法要缴纳一个亿，那么这一亿就不用交了，甚至大后年还是一个亿税，可以继续抵扣，抵掉两年。

　　这样也是为了分化瓦解富商豪族勋贵系统，让主动投靠的分享更多减免。

　　当然税率的具体算法，肯定后续有时间可以慢慢再讨论，不太可能真的按照“纯利润按比例纳税”的办法，毕竟这个时代没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也算不出对方的纯利润是多少、成本是多少。

　　所以，从类型上来类比，工商税收的肯定不是“增值税”而是“营业税”，就按照汉朝旧制，从目前的“市税”上改。

　　这些具体说起来就复杂了，真到这一波仗打完再说。

　　反正汉朝此前就是有作为常法的“市税”（在特定市场区域交易，收2%交易税），以及理论上作为法外临时措施的“关税”，但绝无手工业生产环节的税，未来肯定要慢慢梳理、统一。

　　（关税在春秋战国时以过诸侯国之间的边境关隘才交，秦统一后理论上都是一国，不该缴关税。汉初也为了政治正确，显示天下一家商人流动没有‘出境’，所以也不收关税、只收市税。

　　但西汉后期没钱花了，加上东汉大部分时间，都事实上法外恢复关税，也是每过一个郡/封国边境、或者朝廷有都尉驻军的关卡，收货值的2%。进入战乱后各方诸侯为了筹措军需，再法外加重比例，也都很正常，有加到10%甚至更高的。

　　另外一贯以来的“市税”也只是理论上按营业额交，实际上是有监管市的官吏、行会组织包税的。也是因为查账困难直接征收成本太高，包税人就按照去年这个市的销售额估个数字、给官府交2%，官府认了就行。

　　类似于日本战国时的“座”，或者西方的“同业公会”。信长游戏里的“乐市乐座”其实就是取消市的包税官，诸侯直接对商人统计交易额、直接征税，不让包税中间商赚差价。）

　　这么复杂纷乱的征收方法，也没个稳定的制度，每一环节的统计都有很多猫腻。如果刘备和李素未来能把统计手段严格起来、税的种类合并、去掉不合理的中间承包人牟利操作空间、而且做好朝廷中枢和地方的利益分配。

　　那么，相信哪怕税率的百分比看起来稍微提高几个点，甚至一成，商人的反弹也不会太激烈。

　　至少现在先把“合并税种、减少中间环节”这个大思路先宣布出去，造势争取更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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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事体大，刘备想全盘接受李素对军事和财政方面的修改意见，但他也不会真的“偏听则暗”，所以只是把那些还没要实施、比较遥远的部分，暂且摁下保密。

　　而那些即将实施的部分，只要不涉及军事机密，就跟钟繇、荀攸和法正都讨论了一下，让黄权也出席帮忙解说。

　　钟繇荀攸从这个议事顺序里就看得出来，他们只是查漏补缺的，根本大计陛下并不是第一时间请教他们，大方向上陛下只跟李司空讨论。群策群力之下，该通过的差不多都在四月份之内通过了。

　　前线方面，高顺整个四月份都在按照李素的要求，把征募来的新兵和袁绍军那儿俘虏来的北方兵，都优先加急操练、并且改善生活条件，争取尽快投入使用。

　　不过，李素也知道北方兵怕热，如果拖到最热的农历六月份用兵，就算高顺练兵之能再强，也很难让北方兵适应。

　　所以，李素必须用别的办法，从营养、医学各个角度加快这个适应的进度。

　　因为华佗、张机等名医都在刘备这儿做官，而且是早在五六年前的192年、193年就投奔了，李素这些年有请刘备特地设置一些品秩比较高的医官，让华佗张机也带徒弟，弄一批处理瘟疫、水土不服和伤情的军医出来。

　　其中张机还专门研究过当初彻底平定南中之役的瘴气防治经验，后来李素阵营打到零陵、交州时他也有参与。

　　多年的理论结合实际，加上李素的先进理念指导，汉军的军医官们大多有一个共识：水土不服主要是三方面导致的：

　　第一是天气的冷热干湿不适应，这个无解，但一般也就导致感冒或者中暑，不容易出传染性瘟疫。

　　第二就是对空气饮水和皮肤接触“微虫”的不适（张机没法理解“微生物”的概念，李素也就没超前说），好在理解这个概念也不用真知道微生物，只知道螨虫也行了——

　　李素前世经常出差，刚出差到一个地方时觉得身上起疹子皮肤痒，这就是螨虫。因为人对于自己住久了的地区的螨虫已经习惯了，螨虫也不会致病，但外地螨对外地人就容易致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汉军的军医都知道夏天的席子这些要熏蒸，军中多备专门的驱虫熏香，至于用了五六年的神器花露水，更是加大供应量，这些也能加快北方兵适应南方瘴气。

　　南中多鲜花香药，这些东西李素在决定用北方兵打孙权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吩咐滇州那边加大生产，让滇州布政使顾雍亲自督办这些南中军需品的调度筹集。还让顾雍在合适的时候亲自押运一些物资过来，顺便参与平吴会之战——

　　这事儿当然不是李素私自调一方封疆大吏，也是他那次让黄权带回给刘备的建议。因为拿下吴会之后就得考虑地方治理、收拢民心。

　　原本江东四阀是顾陆朱张，现在陆家除了投曹的陆逊陆绩其他都被孙家杀光了，朱家是孙策孙坚时代就跟着的铁杆，灭了孙权之后肯定会一损俱损把朱家拔了。所以，就剩下江东本土排第四的张家，和“还乡团”的顾雍。

　　李素还私下里跟顾雍说过，好好干，前面五年帮朝廷稳定南中、发展生产、笼络归化蛮夷，这些内政之才朝廷（司空）都看在眼里呢。

　　所以，只要这次帮忙做好平吴会的最后一战的后勤工作，以及攻下后的安民工作，就把顾雍从滇州布政使平调为扬州布政使。

　　虽然是平调，可南中之地的富庶程度和文化程度、以及辖区面积、人口，怎么是天下大州之一的扬州可比的呢？而且对顾雍来说还是衣锦还乡，顾雍当然表示要好好干了。

　　除了气候和螨虫瘴疠两方面，最后导致人水土不服的第三大类原因，就只剩对食物和饮水的不适应了。

　　这一点，张机和华佗原本也有点模糊的印象，但说不出科学原理。李素倒是知道的，主要是人的胃肠道微生物菌群不适应新的食物。

　　这在后世已经是医学常识了，大家都知道“人想吃什么东西，其实不只是你的大脑想吃，更是你的肠胃里的微生物在反馈告诉大脑你想吃什么”。

　　一个不吃辣的人到了川黔湘赣等地，一吃辣就拉肚子，就是肠胃里的微生物不适应，疯狂刺激身体，拉久了之后渐渐不拉的，就是肠子里不耐辣的微生物死了大半，不抵抗了。

　　同理交州吴越之人的肠胃就是适应海鲜江鲜鱼虾，西北的就是适应牛羊拉面，都是人和肠胃微生物共生选择的结果。

　　李素有这方面的科学常识，自然知道让高顺练兵时保证北方兵的待遇。高顺特地把那些袁绍军俘虏的练兵基地从宛城南移到襄阳，然后还奉李素之命问地方多要军需，确保袁军士兵至少每隔一天能吃一顿长江汉水里的鱼虾水产。

　　不爱吃鱼的也得逼着吃，每天还有军医队巡营，凡是发现疑似“肠胃不习惯吃到鱼而萎靡、吐泻”的病人，都集中收治，给药物调养。

　　这样的科学管理之下，那些北方兵对南方湿热和吃鱼虾的习惯速度，自然是远超自然适应的速度。

　　正常没人管或许要一年半载才能培养出来的适应性，这儿一两个月就略有小成了。

　　当然，人过一万，形形色色，改造的战俘多了，这样强行推进，个别死伤也是有的，反正控制在了千分之一以下。

　　两万战俘改造完，也确实有十几个人因为不能吃鱼还给鱼吃、急性反应比较猛烈，或者是有奇怪的过敏，最后吃鱼虾河蚌河蟹拉肚子拉死了，那也是没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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