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们搞不动产登记和工商登记有点急了，”陈策略觉惋惜，“本来这个发招换契的机会，是可以收一大笔的印花税的。要是等新币推开之后再搞就好了。”

　　印花税具有“税负轻、税源旺、征收易”的特点，自荷兰人1624年发明之后，很快为各国政府所模仿，元老院自然也不能例外。

　　印花税在海南已经开始实施，但是海南的印花税是以粮食流通券作为货币单位的，而广东这边是即将全面推广的银储券，所以并没有立刻被移植到广州来。

　　“这事我们也想过，现在所以这次发得执照和房地契我们都有年审制度。”郑尚洁说，“营业执照一年一次，房地契三年一次――”

　　陈策说：“你们考虑还挺全面啊。”

　　“没法不全面，毕竟是财源啊。”刘翔说，“印花税这个税种好，广州的商业贸易很多，立契起券是家常便饭，有了印花税，聚沙成塔，就是常年不断的税源了。”

　　“不过本时空的商贾百姓，立约起券的时候虽然有中人、保人、证人之类的名目，在衙门里备案的却不多。但是上衙门打官司的话，这些契约文书也算证据。我们推行这个印花税票怕是会有阻力吧――毕竟原本在衙门备案不是强制性的要求。”郑尚洁说。

　　“这个容易。”陈策胸有成竹，“没有印花税票的契约文书，打官司的时候不能作为凭证。只要几次官司一打，老百姓自然就懂了。”

　　他们又讨论了可以征收的几种税收。关税整顿是海关的事，要等海关来颁行具体的政策，刘翔决定先从流通渠道征收间接税。

　　计划是在城南和城东各设一个批发市场，经营大宗货物批发。通过批发市场的收购和投放，来调节城内商品的供求和物价刘翔并不打算搞粮食、棉布之类的民生物资的统购统销――这是市政府和元老院都力有未逮的。

　　虽然不搞统购统销，但是粮食、棉布和燃料三项大宗商品，不论运进还是运出交易，都必需在批发市场内进行交易，以确保买卖双方完税。征收的税种，以征收较为简单的印花税和营业税为主。商人缴税取得税票之后，才准运销。

　　“大宗商品强制在批发市场交易纳税，是否会引起商人驻足不前？”刘翔有些担心。

　　“他们从前运到广州，一样要遭到牙人的盘剥，难道给牙人的中钱、仓租和盘剥不是钱吗？”陈策笑了，“历朝历代为什么要设立牙行牙人这种在我们看来收益很小，又明显违反市场规律的事情呢？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政府无力管理复杂的商业行为，无法从中获得利益，只好通过将利益出让给个人来获取少量的收入。你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种官府的包税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清的食盐专卖体制，就其本意来说如出一辙：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取财源，简化管理。至于结果我们都清楚，国家巨大的财源在变相的包税制下反而年年亏损。”

　　“这个就和让乞丐打更承担治安任务一样……”

　　“是的，”陈策说，“传统政府无力承担许多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怎么办？那就通过让渡部分公权力来交换服务，至于服务的水平如何，社会维持支出的实际成本有多大，官府并不操心，反正成本是由老百姓来承担――所以说在公共服务社会化这个理念上我们是领先于世界的。”他说了来了兴趣，“我们一直说大明的商业税少。真得少吗？不用下去调查光看史籍就知道商人的负担并不轻――钱都去了哪里？大多花费是消耗在‘潜规则’了。而我们的税收体系就是把这些‘潜规则’明规化，做到征税有法可依，减少这种灰色领域。”

　　“张居正搞‘一条鞭法’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郑尚洁忽然说，“我担心……”

　　陈策笑了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最终失败，不是因为他的税法有问题，而是大明政府体制落后了。凡是现代社会体制下的税收，除了某些奇葩国家之外，基本没有闹出过大问题的。”

　　“……另外，在城外要设立一二个大型副食品批发市场，让商贩、餐饮商家和农民直接进行交易。”郑尚洁在地图上比划着，“一来我们可以就地征税，二来可以有效调节市面上副食品价格――现在副食品批发环节里欺行霸市现象太严重了。”

　　关帝庙人马在各关厢暴力垄断了城外蔬菜、禽蛋、水产品批发渠道。强制农户和小贩都要从他们手中交易。这样的垄断不但流失了税源，还加大了市民的生活负担。打破垄断对争取民心和扩大收入都有直接的好处。

　　市政府并不直接插手批发市场的贸易，只是作为市场管理方存在，征收税款，收取场租之类的服务性费用。

　　但是市场里元老院必需有代理人，这样才能影响到市场的运作，各种买入、卖出的操纵市场的行为也得有一个商业实体来运作。市政府讨论下来决定由大昌米行操作粮食贸易，由万有操作副食品，由合作社操作大宗生活日用品，同时代销专卖的食盐和烟草。

　　“有了批发市场，我们就基本上控制了大宗商品的流通渠道。”郑尚洁说，“接下来就是看成果如何了。”

　　张毓的爹最近喜气洋洋，澳洲人进了城，他靠着大世界供应商的牌子，生意蒸蒸日上不说，最近又收到了甲长送来的通知，要他作为“小微工商户”代表出席“广州工商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张毓爹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是有张毓这个“精通澳学”的儿子，大红请柬上这几行字的意思明白的倒是比一般人理解的深得多。

　　实话说，澳洲人要请他去开会，他是多少有点意外的――不但他意外，张毓也觉得意外。因为他家的核桃酥铺子，别看最近生意兴隆，实际一直就是个夫妻老婆店，象现在这样能用上几个伙计学徒的，已经是近几十年没有的事情了。

　　这样规模的小铺子在广州城里，堪称满地都是。时时刻刻都在开张倒闭，能开三代虽然很了不起，但是在广州的商圈里堪称无足轻重。市政府把他们归类为“小微工商户”，倒也是名符其实。

　　要说这广州城里接到请柬的商人，大多是愁眉苦脸――自古以来，官府“请”商人赴宴也好，会议也好，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个“钱”字。

　　凡有用兵、灾荒、大工……官府肯定会想到商人们，要他们“乐捐乐输”。所以一听要“赴会赴宴”，高举之类的富商们都会头疼。

　　张毓家过去没资格“躬逢其盛”，他们这样的小微户就算一家一当都卖干净了也拿不出三五十两银子来。官府自然没兴趣在他们身上花费力气：小虾米是留给小鱼吃得。

　　现在突然来这么一张请柬，张毓的爹想到的就是自家终于发达了，要知道过去只有自己想都不敢想的豪商才有资格被官府请去“赴宴”，现在居然轮到自家了！

　　张毓想得却比他爹要复杂些。虽然他不知道请他家去开会是什么用意，不过他好歹看过许多“澳洲杂志”，算是“澳学人才”。从那些杂志上的文章里，他大概猜测得出澳洲人要把商人们都统合起来――就像在临高一样。

　　不论是他看过得澳洲杂志还是报纸，多少都有临高和澳洲人统治区各地工商会的活动报道，报道的内容五花八门。但是核心内容他还是看得明白的。

　　澳洲人的工商会，实际和广州城里的各种行会、会馆类似，只不过它是所有工商业者的“行会”，不再按照行业或者地域划分。澳洲人有什么命令，通过工商会传达执行；同样的，商人和作坊主们有什么要求也通过工商会上陈。平日里还举办一些活动什么的――虽然他看不出这些“活动”有什么意义――比如一起去种树之类的。

　　乍看起来，似乎和本地的行会、会馆并无不同，但是从报道上看，澳洲人的官府似乎要更好相与一些，工商会有什么问题去找官府，都能很快得到很好的解决――即方便又快捷，而且用不着花费各种杂七杂八的“规费”、“好处”。这一点张毓原本是不大相信的。但是自从他家和大世界“交上了买卖”，和大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的确是从未花费过一点“好处”却是事实。要知道别说是和茶居做生意，就算是给大户人家送货，也照例要有“回佣”、“点心钱”之类的花销。何况自从澳洲人来了之后，澳洲人的警察尽管天天从他家铺子门前的街道经过，却从没有勒索过这条街上任何一家铺子一文钱的“好处”。这可就是天大的稀罕事了！难怪对面豆腐店的老板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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