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写给他的恩主梁公子的。梁家一直是他的后台，也是他的重要大客户。币制改革这件事一透出风来，就引起了梁公子很大的兴趣，要他时刻注意澳洲人的动向。

　　信件里，他详细的写了会议的过程和大家的态度，特别是提到了高举不遗余力的为澳洲人站台吹嘘的态度。看起来澳洲人这次币制改革是势在必行。会议上大家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各行业公会按照规模大小和资本雄厚程度，分摊兑换新币的额度。钱业公会分摊额度最大，要兑换二十万元银元，这个数字公会内部认为还可以接受――毕竟澳洲人给出的兑换条件还算公正，算份量还算成色。白银换银元，说起来也不算吃亏。

　　然而梁辰龙也把自己的担忧在信里写了上去，他担心白银兑银币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他们接受一定数额的银元流通券。

　　写到这里，他深深的叹了口气，想到下一步必然还要涉及到收兑到的铜钱将换成辅币券的事情――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铜钱虽然不怎么值钱，好歹也是钱啊，换成纸片他还真觉得肉痛。

　　写完信，他将信件封好，摁上密押，叫来一个心腹，小声吩咐了几句。

　　信照例不送到梁府上，而是送到访春院去找月婉姑娘那里，月婉是梁存厚“梳拢”的，等于是他养在行院里的外室。很多不易光明正大的事情，都是通过她那里接头。

　　仆人领命去了，梁辰龙望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吐出一口气来。

　　刘翔坐在办公桌，看着桌子上的最新人口统计表，根据广州警务系统建立起来之后进行的第一次户籍登记资料，他第一次知道了广州特别市的确实人口。

　　按照过去明朝留下的南海、番禹两个附郭县的行政区划，加上城外预计将要划入“郊区”的范围，包括河南岛等地，户籍人口一共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人。包含了所有在广州有固定住所的常住人口。不包括诸如关帝庙人马这样的“浮浪人口”――这部分人口至少也有一万多。

　　新得户口登记不做非农和农业的区分，因为在17世纪这两种人口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除了城里的伙计店员工匠农忙的时候还乡帮忙，乡下的农民短时间进城来做工，在广州城里还住着有不少货真价实的农民，在城里种地。因而只做职业大类登记――毕竟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终身制的。

　　户籍人口数字不包括疍民的人口，河泊所接收来得疍民数据很老，还是张居正时代的统计。按照这个过时的数据，在河泊所登记的疍民有二万二千人。但是留用的河泊所的老吏说，疍民的数字远远不止这些。由于他们居无定所，漂泊不定，所以很难确切统计人数，不过长期在广州城外西江和珠江水面活动的疍民不会少于四万人。

　　要彻底弄清楚疍民有多少人，除非让他们上岸定居。1950年广州市政府的第一项大规模实事工程就是修建疍民住宅，让疍民上岸居住，从而第一次控制住了这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

　　控制疍民，让他们登岸居住编户齐民，对珠江水系的上上治安有莫大的好处，甚至对广州的治安都有好处：自古以来江河湖泊就是不法分子的天然隐匿地。

　　但是现在刘翔的广州特别市政府无力这么干，他只好暂时放弃控制疍民的企图。把主要精力放在新货币的发行上来。

　　新货币的信用，关键在于购买力能否得到保证。刘翔很清楚，一旦开始发行新币，钞票的发行就会象破堤的洪水一样。

　　一是广州的市面上本身的货币流通需求。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底――大明没有统计局，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到底有多少银子铜钱在市面上流通，谁也弄不清。财金省只能粗略的估计大约需要流通券大约一百万元。财经省唯恐不够，已经下令在香港造币厂加印数百万元的钞票。其次是广州市政府开销。广州市政府的开销比起过去的广州府来说，膨胀了一百倍都不止。新建许多机关并且维持运作，迅速膨胀的公职人员，收容的旧人员，救济灾民，市政工程……外加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新币数量。刘翔和财经省特派员小组粗粗估算之后，已经对新货币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忧虑。

　　刘翔拿起另一份秘密报告，这是最新的广州粮食库存统计。取消牙商，建立两个大宗货物批发市场之后，强制性的规定所有大宗粮食交易必须在市场内进行销售。外来的长途贩运粮商，成批出粜粮食的农户和地主，本地从事批发零售业务的粮行、粮店，都要在市场内进行。元老院的经营粮食的国有企业，合作社和大昌米行也在市场内开设了营业所。作为经营和干预粮食贸易的窗口。

　　同时，通过工商联合会和同业公会对城内的从事粮食批发、零售的大小粮食行粮店进行库存统计，这么一来，市政府算是大致弄清楚了广州的大宗粮食存底，贩运商、本地批发商、零售商的糙米总库存大约有2600吨。这个数字，大约可以供应整个广州市场一个月。

　　2600吨按照市政府过去对人口的估算，连一个月都支撑不了。不过林佰光认为过去的估算不科学。虽说总人口估计和统计的差别不大，但是每人每个月14公斤的吃粮数量偏高了。首先老人和小孩吃不了这么多，其次城市居民每个月供应11公斤勉强也够了。这城里的贫困人口占到了一半以上，他们的日常吃粮根本达不到月11公斤的水平。此外，广州的大户人家大多有相当数量的存粮――这在当时是惯例，大户人家往往囤积够全家上下食用二三个月的粮食。此外他们还能从近郊的佃户手里得到粮食供应。粮食供应不成问题。由于到缙绅大户的户籍登记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奴仆，每户的人口少则二三十人，多则数百人，可以说减轻了相当一部分的供应压力。

　　另外，过去广州的一府两县留下的官库粮仓，没收“逆产”中的粮食，零零碎碎加起来也有七八百吨。这部分粮食中已经有一部分被拨出去作为广州市政府的人员工资和经费使用了。现在还有大约200吨

　　除了这些本地粮食，广州大世界的仓库和香港岛的上的仓库里，还储存着这三个月来从东南亚和海南运来的糙米10000吨。这是刘翔和财经省扣在手中的王牌。为得是应对粮食投机。

　　每次重大的币制改革，几乎都伴随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投机狂潮。特别是广州城这样的情况，就算从来没当过商人的刘翔也知道是粮食投机的好机会。

　　广东的粮食需要广西供应，两广的六七月是早稻收割的时间，往年粮价到这个时候应该是下跌的，但是广东本身缺粮，而广西目前还在大明的治下――梧州已经设下了水卡严禁一切船只上下行――通过梧州的粮食贸易也停下了。通常情况下，仅仅梧州粮食水运停运这个消息就足以引发粮价暴涨。

　　幸而元老院在取缔牙商清理牙行欠款这两件事上得到了潮汕粮帮的投桃报李，潮汕帮在市场上粮食批发价虽有小额上涨，却始终保持稳定。潮汕帮也动用起自身商帮网络的优势，从广东其他地方调运粮食供应广州。这大大减轻了粮食供应压力。让在广州全权主管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陈策不至于大规模动用储备，而是偶尔通过合作社抛出少量粮食抑制下粮价的上涨幅度。

　　不过，仅仅依靠潮汕帮的“回报”是不够的，商人道德是趋利性的，他们现在牺牲利润，即是出于感恩的投桃报李，也是因为知晓元老院的暴力机器远非大明可比。但是，一旦利润够大，无论是良心还是畏惧都不在话下。所以在遏制投机，保证币值这事上要立足于元老院自己。

　　除了在香港岛储备大量粮食，企划院同时从各地区向香港岛调运食盐、棉麻布匹、腌干海产品和茶叶，随时可以调入广州来平抑物价。

　　为了有足够的渠道来投放，除了批发渠道，在零售渠道上商业合作社、大昌、万有在广州全市范围内通过接收盘让、直接买进等方式突击开设支店四十多家，零售网络基本覆盖整个广州市区和近郊主要市镇。为了保证乡镇供给，改装了流动售货船二十艘，全部配备了店员和货源，在已经基本平靖的乡镇下乡流动售货。郑尚洁指示售货船，也可按照行情收购农村土产，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为货币下乡做好前期准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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