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十万家呢？其实也没把这个读书人当“老师”看待，给他的束脩非常微薄，一天三顿顿顿都是蔬菜，弄一碗豆腐、两条猫鱼就算是给荤菜。初一十五吃犒劳，也不过是弄个鸭架子熬汤，一点油水也见不到。孙十万的老婆经常指桑骂槐，说请先生的钱不如“养头猪”；先生呢每天晚上吃饭都要发牢骚，私下里骂孙家“刻薄”，“子孙全要讨饭”。他们这种表面上“尊师重教”，背地里彼此嫌弃憎恨的嘴脸，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旧社会的虚伪。

　　这样的念书生涯大概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我回家了。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说起来这又是据说当时的所谓规定：家里要有五个男丁才能允许军户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父亲只能拼命给我生弟弟，没成想一连生了五个，全是妹妹，把家里也吃得穷了。五妹出生之后，我父亲这才断了念想，让我回了家。后来我调到了政治部搞政治工作，在进行培训学习才知道，其实明国朝廷对军户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不过是限制每户只能有一人参加考试罢了，我家当时完全符合要求。那时父亲也不知是他从哪儿听差了消息，还是谁蓄意戏弄他这个不识字的老实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是我当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哪里还有机会加入光荣的伏波军呢？

　　回家后我才发现，家里也确实揭不开锅了。几个妹妹年纪虽小，经不住人数多，吃得也多了。我父母实在承受不起，只好将我大妹卖给孙家当丫鬟，又把三妹送给人当童养媳，原想给她一条活路，没想到几年功夫就被她的公婆给虐待死了――说起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她被拉走的那天哭着求爹娘说她不要去的模样――一想到这里我就止不住的流眼泪。真想她也能过几天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但是当时，穷人实在是没有办法。

　　家里人口多，再加上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总也吃不饱。所以我去山里砍柴贴补家用。每天挑一担柴上街，卖一半，送给海哥一半。再去做些短工，至少三餐有着落。海哥每次杀猪，总会留些不太能卖得去的杂肉下水回礼。托海哥的福，我家时不时也能见得着些荤腥――我们就是这样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关系。

　　我对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只有两个，那就是饿，那是真饿啊，天天二十四小时有只猫儿藏在肚子里挠肠子一样的饿。另一个比饿更可怕，就是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没了书念，彻底断了考科举光宗耀祖的念想。接下来的路一个就是跟父亲一样，给孙十万种一辈子的地，把脱籍的任务留给下一代；另一个就是和鸡仔叔一样，当大头兵冲锋陷阵，或许可以换个军功上的富贵。可两条路我都不乐意。当时我隐隐觉得，和父亲一样当不要钱的长工种地，不过是一种循环罢了；而去当祸害百姓的大头兵，我更是本能的不乐意。

　　正在我在身体和精神上陷入双重迷茫的时候，将我引向元老院伟大事业的引路人出现了。

　　鸡仔叔是父亲的幼弟，我的幺叔，是卫所里的“操军”。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鸡仔叔原来的所作所为和那些兵痞也没什么两样，成天游手好闲，寻衅滋事。后来王尊德悍然发动所谓的“第二次围剿”，鸡仔叔也跟着明匪军到海南岛上打仗，在澄迈滩头上当了俘虏，过了好几年才做工赎身回家。

　　回家后的鸡仔叔变了！

　　这是我看到鸡仔叔的第一感觉。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眼神里充满精光，行如风坐如钟的黑壮汉和记忆中那个病怏怏的二流子联系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回到卫所报到的鸡仔叔比起一个伪明匪军，更像是一个伏波军士兵。而更令我惊讶的是，从没上过一天学的鸡仔叔居然认字！那是鸡仔叔回来的第二个月吧，我在院子里把旧时抄下来的论语拿出来闲看，鸡仔叔正好从外面回来，经过我旁边时瞟了一眼，不屑地说：“论语？孔老二的玩意儿，有屁用。”我当时很是震惊，换做我父亲，根本分辨不出我读的是论语还是别的什么。我说：“鸡仔叔，你怎么知道这是论语？”鸡仔叔指着我翻着的一页笑着说：“这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对吧？哈哈，傻了吧？你叔我认字儿！”我当时很是惊奇，就求着他问原委。原来鸡仔叔曾经动过留在临高的心思，而在临高，文盲是寸步难行，想谋个好些的差事必须得有文凭。在临高战俘营里，正好有扫盲的项目，于是鸡仔叔就正儿八经地用功了一回，居然给他考了乙种文凭，还给他自己取谐音取了个大号，叫刘基。他说，他把相当于举人的乙种文凭都考到手了，接下来不管是参军上军校还是去当公务员，都是手拿把攥的事儿。要不是害怕他被明当局当做逃兵害我们家受牵连，他就不回来了。

　　这下我可就万分惊奇了，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儿！我缠着鸡仔叔讲他在临高的所见所闻，鸡仔叔也乐意给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们“讲古”，教我们写“新字”，教我们讲“新话”。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鸡仔叔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让我的日子有了些光彩。什么无风自行的大铁船啊，什么力大如牛的钢铁巨兽啊（编者注：即挖掘机），什么喷着黑烟却在轨道上走得飞快的大火车啊，当时我还以为鸡仔叔吹牛，只爱听他讲伏波军操练和打仗的事儿，听到这些科技就快速打断。直到后来我到了临高才知道，鸡仔叔没有吹牛！这时我彻底地对孔老二和他徒子徒孙的那一套嗤之以鼻，就像鸡仔叔跟我们“讲古”时骂的，论语能让火车跑起来么？能让军队百战百胜么？能让地里长出足够让人吃饱的粮食么？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么？既然都不能，那么他的徒子徒孙们凭什么坐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

　　（编者注，经本社调查考证：鸡仔叔为前肇庆市副市长刘基，历任肇庆市卫所工作办联络员，肇庆市政府宣传部干事，肇庆市封开县副县长兼国民军中队长，封开县县长，肇庆市端州区区长，肇庆市市长等职。曾获得一次主席嘉奖令，两次五一劳动奖章，全部三个级别的元老院和人民服务勋章。为广东的解放和重建立下汗马功劳）。

　　公元1635年，注定是我生命中最值得铭记的一年。一个是这一年刚过年的时候，八弟发仔出生了。虽然我几个不知忧愁的妹妹都很是高兴，可父母却在新生命诞生的欣喜和又要添一张嘴的忧愁中煎熬着。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鸡仔叔说他有吃饭的地方，很少回家吃；我就给孙家人打短工，不求工钱，就为了吃饭，省出一口吃得给家里。终于勉强维持，让小弟不至于营养不足夭折。

　　另一件事要大得多。

　　这一年，我伏波军誓师渡海北伐。3月1日，广州光复。消息传来，时任两广总督熊文灿惶惶不可终日，又是叫卫所动员操军，又是发榜组织团练。原本用不着当兵的人都被抓去当兵了。但我家和孙十万家素来有旧，卫所都是知道的。负责拉丁的官儿即想完成任务，又怕得罪孙十万，不敢强行拉我壮丁，就来我家威逼利诱的叫我去登记。我父亲不敢吭声，只坐在一边唉声叹气。我母亲怕我上了战场枉死，叫我赶紧逃跑。可哪里跑得了呢？再说这个节骨眼上跑，一旦被抓弄不好是要杀头的。鸡仔叔去跟征兵的官儿理论，说我家里算上鸡仔叔不过才两丁，而鸡仔叔已经去当操军了，按规矩只去他一个就够了，凭什么我也要跟着去？征兵的官儿指着我四妹怀中的弟弟发仔说，有发仔在，所以我算余丁，按规矩也要入伍。气得鸡仔叔大声叫骂，咒那官儿伤天害理，必定不得好死。可县官不如现管，又有什么办法呢？最后还是鸡仔叔有主意，他跟我父母说，伏波军是文明之师，不杀俘虏，只要我跟着他走，保管把我完璧归赵。于是我还是报到去了。

　　报到后第二天就是点卯，我们住的地方是屯所，距离肇庆还有些路程。所以我和鸡仔叔等人四更天就启程了，一大早才赶到校场上集合了，集合时间定的是卯时，也就是现在早上六点左右，所以叫点卯。按规矩，我们到了操场排成队列，到了卯时，上面的官儿们会拿着被称为“卯册”的点名册，挨个点名。照规矩点名不到的要打军棍，要是要出征，点卯迟到甚至会斩首。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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