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政时代”磕磕绊绊，难得消停地度过了三年，到平康四年春二月，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再度爆发在大汉帝国权力中枢，斗争双方主要为皇帝刘文澎以及鲁王刘暧，冲突围绕着折（太皇）太妃的丧礼而展开。

        折太妃，这个几乎陪伴了世祖皇帝一生，又见证了辉煌繁荣的太宗时代，在个人道德与节操上无可指摘的一代奇女子，在人生的第七十八个年头，终于走到尽头，薨于洛阳福庆宫。

        折太妃一代贤妃，这是毋庸置疑的，连世祖皇帝都深为敬重，名声也早已传遍内外。而即便那些过眼云烟般的名声与尊望，就冲她赵、鲁二王生母的身份，就可知她在大汉帝国的地位了。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祖皇帝在政治上的痕迹越来越浅，但他被当世之人越来越“神圣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世祖驾崩前最信重的后妃之一，折太妃的薨逝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骄矜如慕容太后，也不敢在折太妃后事上逞骄耍横，否则赵、鲁二王，以及南洋的齐、梁二脉，都不会答应，就这四王形成的威慑，每人敢轻易去挑战。

        跳脱如皇帝刘文澎，也极其严肃地对待，降诏废朝七日，灵前也得大礼拜祭，并且让大臣议身后尊荣，也正是在身后名的问题上，皇帝与鲁王起了矛盾。

        作为折太妃之子，刘暧对母亲带有极高的崇敬心理，自然想在后事上给予母亲最高尊荣，而再没有追封皇后，以后之礼下葬，更为尊崇的待遇了。

        并且，刘暧坚定地认为，自己母亲值得上一尊后位。要知道，当年高贵妃薨逝时，世祖皇帝都追封为后，而高、折二妃可是同级别的存在，可以做肯定推论的是，倘若折妃薨于世祖时代，也必然以“后礼”处置后事。

        何况，高贵妃还是个再嫁之身，而折妃出身清白，生儿育女，侍候世祖，在地位与待遇上怎能比高贵妃差。（基于此等含义的言论传到南边的临海国后，临海王刘文海大骂刘暧等人，并且在后来上表严词反对给折太妃上皇后尊号事宜。）

        当然了，鲁王推动此事，除了出于给母亲正位的孝心之外，不可避免地抱有政治目的。至少，折太妃若变成“折皇后”，作为她的儿子，刘暧这个“摄政王”身上就能再添一道光环，与“亲王+辅相”结合起来，把持朝政也更能让人信服。

        鲁王要推，那皇帝自然要阻！过去的一年多，刘文澎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收回权力，但一直饱受掣肘，并且随着公卿大臣对他这个皇帝看的越来越清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反而加强了。

        而比起他那娘亲慕容太后，刘文澎的手段也并不能高明到哪里去，喜怒好恶形于色，直来直去的性格与作风，也让满朝公卿极难适应。像“倒吕事件”那样的机会，可不是那么容易就遇到的，因此更多时候，刘文澎只能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拉锯。

        平心而论，刘文澎对于折太妃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考虑到她的出身与经历，若在寻常时候，追封上尊号也没什么。但与朝中局势结合起来，考虑到帝国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斗争，那就不能顾及脸面乃至孝道了。

        刘文澎正愁没法把鲁王刘暧赶下台，刘暧又出这么一招，而刘文澎也能看到“太妃追尊”可能给他带来的威胁，怎会允许，自然只有坚决反对、反击。

        于是，鲁王刘暧上奏，皇帝刘文澎诏议此事。而这一议，便是大议，同时这种带有明显政治斗争色彩的议论，往往是议不出什么统一结果的，关键在于双方实力、势力的比拼，最终的结果也往往以实力强弱论成败。

        而事实证明，在当前大汉帝国体制下，在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精心构建的那套体系依旧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便一个不那么善于发挥的皇帝，若是坚定用力，也能掀起无边巨浪，吞噬前行路上的对手。

        鲁王刘暧，终究不是那种真正权倾朝野的权臣，“太宗遗命”到了平康四年，效力也大打折扣，而对众辅臣把持朝政不满的人与声音也更加大了，几乎沸腾。毕竟，期盼着“一朝天子一朝臣”，寻求进步升迁的人，是一抓一大把。

        而刘文澎，即便再肆意任性，那也是皇帝，名正言顺，根正苗红的大汉皇帝。

        于是，在大议之初，有鲁王、折氏家族发力已，及相关人等讨好逢迎，积极参与，支持请命的人很多，声势闹得很大。

        然而，等一个个坐观局势的人纷纷下场，投机份子卖力摇旗呐喊，反对声也慢慢高涨起来。

        至少，在追封折太妃的事情上，刘暧能够借助的力量是有个上限的，而皇帝这边，支持者的力量却几乎是无限叠加。到最后，朝廷内部，除了鲁王一系的人还在苦苦坚持之外，余者尽是反对之音，甚至于连折氏家族眼见事情不妙，都偃旗息鼓了。

        如果说一开始，双方还算就事论事，引经据典，围绕着帝国礼制而展开辩论。那么发展到后面，就变成了人身攻击，翻旧账，扯烂事，朝廷的空气立刻就变得污浊起来。

        事情的性质，也随着影响波及范围的广泛，超越了“太妃追封”本身，彻底变成皇权与相权，“辅臣派”与“帝党”之间的正面冲突。

        当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情况出现之后，鲁王的“事败”也就随之发生。朝廷上下，那些拥护皇帝的人，未必从心里敬服他，但是，站在皇帝这一边，显然是风险更小的选择。而人趋利避害之本性，也会促使他们去追逐胜利者。

        何况，朝廷内部的形势本就复杂，形形色色的势力交织在一起，利益诉求也各有不同。有愚忠皇帝者，有一心为国者，有有识之士，同样还有幸进之徒，而想要求得快速升拔，显然侍候刘文澎这么一个年轻帝王要更容易些。

        事实上，刘文澎这样一个任性皇帝待在至尊之位上，有人感到担忧，但同样有人感到窃喜，毕竟，只需要讨得欢心，就能得到荣华富贵，这难道不比伺候一个勤勉英明的帝王，与那些老成谋国辅臣，要来得更加容易？

        于是乎，鲁王刘暧在平康四年的这场“追尊大议”中倒了台，这场皇权与臣权的斗争，还是以皇权的胜利告终。

        刘暧这回是彻底失势，在“折太妃”下葬陪陵之后，便被迫使离朝出海，前往南海岛（菲律宾群岛）封国去就国了。伴随着的，是一大波“鲁王派”被黜落，这倒一定程度让刘暧在就国初期没有人才短缺的烦恼。

        而随着刘暧的就国，维系了三年多的辅政格局彻底宣告崩溃，雍熙辅臣，向德明、李继隆那是属于掌控军令、军政的勋贵派，如非必要，是基本不参与朝政斗争的，这也是不管中枢如何斗争，帝国都没有乱起来的原因之一。

        而剩下的，如张齐贤、李沆者，虽然依旧是朝廷重臣、士林领袖，但是已彻底压服众多势力派系。说到底，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在大汉帝国的统治阶层并不占据核心地位，而此前能处高位、掌握大权，更多是因为世祖、太宗二帝需要用他们平衡朝局，并对帝国那庞大的勋贵及军功地主阶级进行了一定的压制。

        一个个辅臣的失势、倒台、离开，太宗皇帝驾崩前设置的帝国中枢权力平衡被彻底打破，代表着属于刘文澎的皇权的复苏，伴随着的，帝国功臣勋贵之家权势的逐步攀升。

        毕竟，刘文澎掌权，对于帝国上下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压制力与约束力实际上是大幅下降的。

        当然了，刘文澎是看不到这些的，他还沉浸在正面击败刘暧这个皇叔的喜悦中，为此，他还大封了一波“功臣”。

        比如在大议中坚定支持皇帝的秘书监王钦若，便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事实上承担起鲁王刘暧此前的权责，可谓一步登天。盐铁使董俨，晋为财政副使，其余诸如刘规、王约、林特、陈象舆等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功臣”，也都得到封赏。

        比起他爹，在这些事情方面，刘文澎可要大方多了。帝党崛起之势，自此不可阻挡，大汉帝国也真正进入到属于平康皇帝的时代。

        只不过，在志得意满地行事皇帝大权的同时，种种矛盾也在潜然滋生发展。年轻皇帝的权威得到了重新树立，但帝国政令却不似从前那般统一，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多有混乱，如此咄咄怪事，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

        问题出在哪里，显然在皇帝。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赵王刘昉，若说对折太妃之心最为纯粹的，毫无疑问是他了。

        而因为此事，刘昉也头一次对皇帝产生了不满。他并不在意太妃能否追封皇后，但他对刘文澎把政治斗争手段运用到此事上，让太妃死后也不得安宁，还需面对满朝的议论，刘昉极其不满的。

        嘴上不说，但心头是十分恼怒的。同样的情绪，也针对鲁王刘暧这个亲兄弟，这也是从头到尾，刘昉都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言论，出手任何动作的原因。

        大抵是心虚的原因，时候刘文澎倒是想起了刘昉这个四叔，还亲自到邙山“诚庐”看望刘昉，并就此事进行道歉，诉说他的无奈。只不过，垂垂老矣的赵王刘昉，耳不聪，目不明，反应迟钝，让刘文澎郁闷而归。

        平康四年秋八月，随着尚书令张齐贤被罢免，大汉帝国也真正迎来属于皇帝刘文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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