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光钢铁厂？这样一家民营企业，居然救活了一家国营大厂，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

　　京城，蓝调咖啡沙龙里，丁士宽听过冯啸辰讲述的秦重案例，感慨万千。

　　这是战略班的又一次聚会，班上的同学都是搞经济工作的，这种聚会除了能够增进大家的友谊之外，还能够互通消息，对于大家的事业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少了。”王振斌道，“这几年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反而是国企有些萎靡不振。我们计委的同事聊天的时候都说，如果没有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很难看了。”

　　“国企的情况的确是很糟糕啊，我记得我出国之前，国企还是主力军呢，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这半年呆在榆北，看到的情况真是觉得触目惊心。”刚从榆北返回京城来休假的祁瑞仓评论道，他现在是榆北市招商局的副局长，对地方上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冯啸辰道：“老祁，榆北的情况还是有些特殊，中部和南方的国企情况没那么悲观。不过，总体来说，国企现在是面临着转型，困难很大，这是实情。”

　　“国企的负担太重了，不甩掉这些负担，国企是不可能脱困的。”谢克力说道。

　　“有关国企目前的困难，我总结了几点，正好请大家听听对不对。”丁士宽又露出了他的学究本色，对众人说道。

　　众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吃食，认真地等着丁士宽说话。班上原本有两个做学问的同学，自从祁瑞仓去榆北挂职之后，做学问的就只剩下丁士宽一个了，大家也想听听理论界的一些见解。

　　丁士宽道：“第一点，我认为在整个80年代，国企承担了整个改革的成本。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有国企在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而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赞成！”几个同学参差不齐地说道。

　　80年代的改革，大家都是亲历者，自然知道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像阮福根的全福公司，平时养不起高级技工和工程师，遇到有事情的时候，就从国企借人。说是借，其实国企是拿不到一分钱的。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国企在帮私营企业养人，而得利的却是私营企业。

　　到80年代后期，职工下海越来越多，而能够下海的往往都是技术过硬的人才。国企成了一个包吃包住的培训学校，学得好的学员就毕业去私企赚大钱了，学得不好的则由国企养着。民营经济不需要付出培训费用，却能够获得最优秀的人才，这就是它们能够迅速成长的原因。

　　至于说到民营企业通过各种不法手段撬国企墙角的事情，就不值一提了。近的例子就如榆重锻压机床车间那种情况，单位出钱派业务员去拉业务，拉回来的业务却被撬到私人企业去了，这也是国企承担的改革成本之一。

　　“改革初期，如果没有国企来承担这些成本，民营经济是不可能成长起来的。可以这样说，国企是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做出了牺牲。”丁士宽总结道。

　　祁瑞仓摇了摇头，笑着说道：“老丁，你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不过一时也说不出你错在哪。唉，我这半年干的都是些俗事，在芝大学的那些东西全都还给老师去了。”

　　“哈哈，看来瑞仓是个被招商局长耽误的诺奖得主啊。”冯啸辰打趣道。

　　“实践出真知，我倒不后悔。”祁瑞仓道，说罢，他又指了指丁士宽，道：“还是让老丁继续说吧，我觉得他总结得有点意思。”

　　丁士宽于是继续说道：“第二点，那就是国企的社会负担太重了。据我们下去调研得到的数据，大多数国企退休工人和在职工人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2，也就是2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退休工人。”

　　“榆北的情况比这还糟，差不多是1个在职的养1个退休的。”祁瑞仓道。

　　丁士宽点点头，道：“退休职工的负担可不光是工资，还有福利、医药费等等。尤其是医药费负担，差不多就能够把一个厂子拖垮。”

　　王振斌道：“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就是要把国企的社会负担转出来，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把退休工人交给社保系统去负担，这样国企就能够轻装上阵了。”

　　“幼儿园、托儿所、职工医院等等，也应当转给社会去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于蕊补充道。

　　“第三，”丁士宽又接着说道，“那就是国企本身的机制问题了，大锅饭，人浮于事，企业经营状况与领导的待遇没有关系，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具有竞争力。”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王振斌皱着眉头说道，“国家已经提过不止一次，要改变国企的内部管理机制，至少是需要砸掉铁饭碗的。但现在光是那些停工企业的下岗职工就已经让我们挠头了，如果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也开始裁撤冗员，整个国家的就业压力该有多大，你们计算过没有？”

　　“很简单啊，鼓励私人创业，发展小型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这种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最强的，我在榆北就是搞这个的。”祁瑞仓信心满满地说道。

　　冯啸辰道：“榆北的经验的确可以借鉴一下。榆重进行分拆之后，大量的冗员都被私营企业吸纳掉了。像海东省的全福机械公司，一下子就从榆重招收了300名工人。这些人对于国企来说是负担，到了他们那里，可都是宝贝呢。”

　　“也该让这些私营企业做点贡献了。”谢克力说道，“刚才老丁不是说了吗，80年代的改革，是国企承担了成本，帮助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了90年代，国企也要开始改革了，那么就该让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承担成本了。”

　　“老谢说得太好了！”丁士宽一拍手掌，赞道，“各位，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向大家谈的一个想法。我发现，中国的改革和前苏联的改革存在着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在进行国企改革之前，先培育起了民营企业这支生力军。这样当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民营企业能够承担起吸纳就业、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

　　而反过来看前苏联，它也是存在着体制僵化的问题，所以启动了国企改革。但当它的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社会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民营资本群体能够承担改革的代价，所以前苏联就垮台了，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深陷危机，无法自拔。”

　　“这个观点有点意思。”祁瑞仓道，“我也思考过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的区别，隐隐约约想到了这么一点，但是不如老丁你总结得这样精确。我觉得，苏联的改革可以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嘛……”

　　“我把它叫作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丁士宽道。

　　“渐进式改革，这个说法不错。”祁瑞仓道，“老丁，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思想再深化一下，写篇文章，应当能够引起轰动的。”

　　丁士宽道：“哈哈，老祁，我一直想约你一块写这篇文章呢，你的西方经济学功底比我好，肯定能够分析得更透彻的。”

　　祁瑞仓叹道：“唉，我倒也想写啊，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哪还有心情去写什么论文。不瞒各位说，我这趟回京城来，是来化缘的。”

　　“化缘？”众人都有些不解，“你化什么缘。”

　　“找资金啊。”祁瑞仓道，“我手上有十几个特别好的项目，思路好，人也能干，可就是缺启动资金，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找银行贷款，可银行现在正在紧缩银根，贷款非常困难。这不，我就回京城来了，老大你是计委的，老谢你是财政部的，你们随便哪个手指缝里漏点钱下来，也够我们那里的下岗工人把厂子建起来了。”

　　“不会吧，老祁，你是来找我们开后门的？”王振斌带着夸张的惊讶表情问道。

　　“没错，就是开后门。”祁瑞仓理直气壮地说道。开后门这个词不太好听，但他是为下岗工人谋福利，并非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说出来也是无妨。

　　谢克力哈哈大笑起来：“老祁，你这可就不对了。你不是最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吗？还说什么自由市场原则，什么企业家精神，什么政府要抛弃父爱主义，好嘛，才当了半年的政府官员，计划经济的这套东西，你全学会了。”

　　祁瑞仓蓦地有些脸红，其实谢克力说的这些，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而且思想斗争了许多天。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总敌不过眼前的现实，他原来是个学者，说点风凉话很容易，现在当了招商局官员，才知道做事有多艰难。

　　“唉，纸上得来终觉浅，有些理论上的东西，也要联系实践嘛。”祁瑞仓掩饰着说道，他用手一指丁士宽，道：“老丁不是说了吗，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我要搞的自由市场，也是渐进式的自由市场，现在嘛，就请各位拉兄弟一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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