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油是相对于原油而言的，是指原油经过加工之后形成的汽油、煤油、柴油等，此外还包括利用生物质合成的乙醇汽油、生物柴油等。

　　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缺乏的国家。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年代里，国内石油消费较少，因此有限的石油出产还可以用于出口，以换回宝贵的外汇。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对于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多，石油出口逐渐减少，至90年代前期，中国已经变成石油净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逐年递增。

　　中国的石油进口分为原油和成品油两部分，目前二者的进口数量基本持平，都在2000万吨左右。将原油加工至成品油，是一个高附加值的过程，进口成品油相当于把这部分价值送给了国外的炼油企业，对中国来说显然是吃亏的。但国内炼油企业的产能有限，无法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所以国家不得不进口相当数量的成品油。此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国内炼油的成本比发达国家要高出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品油运到中国来，加上运费仍然比国产成品油便宜两成以上，这使得走私成品油一度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业务。

　　为了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国家对于成品油进口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包括进口配额以及高额的关税，在关税的保护下，进口成品油的价格与国产油持平，国产油才有了生存的空间。

　　对于中国的成品油市场，西方国家一直都虎视眈眈，于是在入世谈判中，取消成品油进口配额以及降低关税就成为重要的一个条件。石油部门对此当然是大力反对的，原因无它，如果放任国外的成品油进入中国市场，石油部门下属的那些炼油厂起码有一半要破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但如果要坚持对成品油的保护，就意味着必须要放弃其他产业的利益作为交换，而其他产业也同样重要，手心手背都是肉，让国家舍弃哪块利益呢？

　　外贸部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国家发计委，发计委也是倍感为难。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早些年国家外汇短缺的时候，石油出口几乎是撑起了国家外贸的半边天，多少国家急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都是用石油换来的，而石油部门也因此而获得了强大的话语权。这些年，国家的创汇能力提高了，石油也从出口商品变成了进口商品，石油部门在国家的发言权有所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发计委要动石油部门的奶酪，还是要掂量掂量的。

　　“成品油行业是必须要保护的。成品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成品油供应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战争时期更是直接影响到军队的作战能力。这样一个部门，如果完全被国外控制，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王振斌说。

　　徐振波问：“王司长，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大幅降低成品油的进口关税，那么这个市场就会被国外控制？”

　　“基本上是这样吧。”王振斌说，“发达国家的炼油技术比我们先进，他们的炼油成本比我们低得多，国内的炼油企业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全是因为关税的保护。如果这层保护取消了，咱们国内的炼油企业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

　　“你们是不是太悲观了？”徐振波说，“这次我们进行入世谈判，需要放开的行业可不只有成品油这一个。我们做过一些压力测试，证明大多数行业在初期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但适应了之后还是能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咱们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西方发达国家要低得多，这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如果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完全能够抵销国外的技术优势。”

　　王振斌说：“炼油行业和你说的那些行业不同。炼油行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力优势在这里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生产技术和规模才是最为关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发计委做过一个调研，目前咱们国内的炼油厂最大生产规模也不到年产1000万吨，单系列生产能力超过年产500万吨的只有两套，而国外已经有年产3000万吨的装置，单系列加工能力可以达到年产1250万吨以上。去年全球炼油厂的平均加工能力是558万吨，而我们的平均规模只有118万吨，有些小炼油厂年产不到20万吨。你们是知道的，现在都讲究规模经济，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咱们的炼油设备规模比人家小得多，成本怎么可能不高呢？”

　　徐振波皱了皱眉头，说：“也就是说，咱们的炼油企业先天不足，是肯定竞争不过别人的。如果放开这个市场，咱们就只有交枪投降这一条路了。”

　　“交枪投降这个说法不太好听，不过的确是如此。”王振斌说。

　　“冯总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徐振波把头转向了冯啸辰。他知道，王振斌把他约过来，又把冯啸辰也约了过来，显然不是让冯啸辰来当听众的。眼前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冯啸辰能够找出破局的方法。

　　冯啸辰听王振斌报了一堆数据，就明白对方的意思了，他笑了笑，说：“老王，最少在五年前，我们装备工业公司就向当时的国家计委打过报告，要求停止上马年产100万吨以下规模的炼油设备，新上马项目必须是年产500万吨以上的设备。国家计委对我们的报告倒是给予了支持，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各地新上马了许多100万吨的小型装置。到了现在，你跟我说炼厂规模太小，缺乏竞争力，有什么用呢？”

　　“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王振斌没好气地呛道，“五年前，国家是个什么形势？一套年产500万吨以上的设备起码是60个亿，谁能拿得出来？100万吨的小型装置效率低、能耗高，这都是缺点，但它也有好处啊，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宜，一个省就能够支撑得起，不需要国家出钱。那时候全国上下都缺油，不是这些小装置撑着，咱们能坚持到现在吗？”

　　冯啸辰无语了。他不得不承认，王振斌的话是有一些道理的。几年前，国内成品油供应非常紧张，而要新建大规模的炼油厂，国家又承担不起这么大的投资。于是，国家计委只能允许各地“土法上马”，搞一些小规模的炼油厂。这些小炼油厂生产成本高，浪费大，但的的确确生产出了成品油，使国家不必花费巨额外汇进口成品油。这些年中国经济保持了8%的年均增长率，这些小炼油厂的贡献也是不容低估的。

　　其实这样的事情又岂止是在炼油行业呢？钢铁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了，钢材需求骤增，国内的钢材供应不足，而要进口钢材又要使用宝贵的外汇。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大搞小钢厂，用在欧美国家已经淘汰的小型设备进行生产，以严重的污染和巨大的浪费为代价，满足了各行各业的钢材需求。后世花费大量力气淘汰的小钢铁，在当年可都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

　　再往前追溯，70年代初，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国家计委在全国推行“地方五小工业”，支持各地上马中小型氮肥厂，满足农村的化肥需求。这种年产5000吨至5万吨不等的小型氮肥装置，在当时也已经算是落后产能，但对于一个既无资金也无技术兴建大型氮肥厂的国家来说，这种小型装置的投产也不啻于雪中送炭了。

　　“好吧，算你们有理。”冯啸辰决定不和王振斌理论了，人家是搞宏观调控的，比自己这个纯粹搞装备制造的人当然更了解情况。他说：“过去咱们为了满足市场供应，上马了一大堆中小型炼油设备，现在要加入WTO了，这些中小装备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我有什么办法？”

　　王振斌说：“我请你过来，是想请你帮忙评估一下，这些小装备有没有可能进行升级改造，咱们不求达到国外的生产规模，只要能够稍微提高一点，也能把成本降低一点。到时候国家再暗中给一点补贴，再加上一些政策扶持，在国外的竞争面前，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了。”

　　冯啸辰摇摇头，说：“老王，你这个想法我不能苟同。小装置的升级改造，我们倒也能做，但那些年产20万吨的小装置，就算改造成50万吨、100万吨，也照样没有竞争力。设备升级改造的投资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改造之后还要国家进行补贴，这些投资什么时候能够收回来呢？”

　　“那依你之见呢？”王振斌直接把球就踢给了冯啸辰，他今天请冯啸辰过来，就是想让冯啸辰出主意的，此前他说的那些话，不过是做个铺垫罢了。

　　冯啸辰苦笑了，自己是不是长得太帅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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