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并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既然把光复军的敢死队交给徐锡麟，他也不玩什么小花样。徐锡麟更是如此，既然想说的话都已经说过，到了该血战的时候，徐锡麟一点都不想废话。

                敢死队在光复军里头是一个常设军事单位，这个军事单位承担了突击与攻坚，凡是伤亡最大，最危险的战斗，敢死队要承担其中的大多数。不仅仅是在光复会，其他革命党组成的武装里头，无不存在敢死队这种军事单位。这也算是一种传统，历史上这种部队有一个称号，叫做“牙兵”。大概取的是猛兽攻击时尖牙利齿的意思。

                当然了，作为敢死队，在面临高得多的风险的同时，也享受着更多的特权。例如装备上，敢死队除了人手一支制式长枪之外，军官还有短枪。炸弹供应也是有限提供给敢死队。普通建制内的光复军则只有长枪。至于后来赶去的光复会成员发展带领的部队，每支部队给与一定数量的枪支。其他附庸而来的部队，光复会就只有口头安抚，以及提供粮食的支持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光复会也不是拥有洗脑术的大神，不可能把每个站到光复会旗下的人变成悍不畏死的战士。这个组织只能按照对组织的服从程度来区分远近亲疏，从这个角度来说，光复会内部的各路豪杰之间远近亲疏的关系并不比与人民党的关系差距更小。

                现在敢死队有大概五百多人，与杭州战役前相比没什么差距。只是老敢死队现在有近两百伤兵没有归队，新补充进来的都是之后各地派系推荐的人员。敢死队不仅仅有装备上的优待，敢死队本身也是一种身份。在别的光复会同志前不用摆别的谱，光傲然说一句“我是敢死队的”，立刻就会被高看一眼。现在外头针对敢死队还有一个风传，“等打下了南京，敢死队的都会给封个官。”在这等刺激之下，徐锡麟执掌敢死队之后，亲自来自荐或者托人来说项的就络绎不绝。说项者大多数是出身低微的，图的就是通过加入敢死队得到一个卖命的机会，若是战场上死不了，以后就大小是个官。再也不会任人驱使。

                徐锡麟本来想着趁着出发前最后几天好好整顿一下敢死队，结果工作每每被前来说项的人打断。这不能不让徐锡麟感到很是恼火。头两天他还亲自处理此时，后来徐锡麟干脆就完全不接见这等人。

                在安徽考察的时候，徐锡麟等人也考察过工农革命军。那时候徐锡麟真的是大开眼界，从队列行进这些基本功，到武器装卸保养，更高级的则是射击、投弹，工农革命军的军事素养让徐锡麟对军队如何作战认识有了极大的直观认知。等徐锡麟真的想把这些宝贵的知识传授给敢死队，他就突然明白了一个成语，“邯郸学步”。

                据说那个去邯郸学走路姿态的人，没有能学成邯郸人优雅的走路姿势，反倒连自己以前怎么走路都给忘记了，最后不得不爬回家。以“武器拆卸”这个训练，人民党的训练目的很明确，首先让大家知道枪支的构造，以及射击原理。在步枪射击时遇到了问题的时候，能够迅速排除故障，继续投入战斗。步枪发生故障在这年头很寻常，掌握了这等技术很必要，徐锡麟对此深以为然。

                问题在于，徐锡麟根本就没弄明白人民党为何对枪支保养如此重视。由于采用的是步兵班排战术，人民党的兵力投入密度远低于采用排队枪毙的步兵战术。人民党一班里头敢有一支步枪出了故障，就意味着在好长的一条战线上损失了近10%的火力。而对采用排队枪毙的队列模式而言，在人民党以班为单位的防守战线上，他们能放上三倍甚至五倍于人民党的兵力。只是一两条枪出了故障，根本就显露不出来问题。

                只看到表现，却没有能理解这表象下的深层理由，徐锡麟的武器拆卸训练成果就大打折扣，更别说枪支拆卸本身也是门科学，第一天训练里头，枪支拆卸就导致了数支步枪遭到了损坏。而不少人把步枪零件安装回去，等步枪大概恢复了原样，却发现有几个“多出来”的零件不知道该往哪里安装。

                步枪对与光复会来说是很宝贵的装备，这还没打仗就损坏了枪械，让根本没有后勤保养概念的光复会干部大为心痛。好不容易把枪支安装好，又调换了新枪支。后勤部门干部用可怜巴巴的语气哀求道：“徐先生，您可别给我们添乱了。求您了。”

                懂枪械安装的人本来就不多，若是徐锡麟再一意孤行进行这种危险的训练，这部分人员光给徐锡麟擦屁股就能累死。看着这些人员哀求的目光，徐锡麟不得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如果不能继续进行枪支拆卸，接着的“试枪校射”训练自然不可能顺利进行。徐锡麟曾经向陈克请教过一个问题，如何能把枪打准。作为兵力处于弱势的一方，徐锡麟很希望“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陈克就谈起了“试枪”。原本陈克也不懂这些，陈克一度认为保养就是擦枪，上油，防止枪膛进灰进沙。虽然知道枪管里头的来福线，但是陈克对保养的认识中完全没有“校射”。

                第一个把“校射”概念带进军队的，却是加入“保险团”的几个“炮手”。身为以打枪为谋生手段的“炮手”，他们虽然没有理论知识，却知道如果没有充分的“校射”，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子弹能“歪到哪里”。这些“炮手”们打枪可不是单纯靠瞄准，他们能够根据手里头枪支的不同来调整瞄准的角度。

                在“士兵会议”上，射击训练中表现优异的炮手在战士们的逼问下，吞吞吐吐的交代出了自己的秘诀，部队随即自发的开始了原始的“校射”。再后来，军事民主会议上，“校射”被军委得知，经过一番理论联系实践的讨论之后，还名叫“保险团”的工农革命军就开始制定了系统的“校射”体系。每一支步枪都要定期进行“校射”调整。这让工农革命军战斗中的射击精确度大大提高。

                徐锡麟从人民党这里套来的知识都是表面上的知识，对于“校射”的意义他更不可能很清楚。而且“校射”是配合步兵班排战术，如果没有纵队进攻训练，而是窝成一团集团对射，“校射”的重要性更是大打折扣。有这种功夫搞这种细活，还不如多练练投掷炸弹来的更有效率。

                投弹训练也远没能达成徐锡麟想象的成果，人民党采用的是制式手雷。投弹训练完全是规范的大规模训练。光复会是自制炸弹，且不说炸弹的爆炸威力，光质量和体积上来说就各不相同。投弹完全靠个人资质与想象力，效果更不能保证。

                经历了这次训练之后，光复会的敢死队消耗了极大的精力，却没能普遍的提高战斗水平。同志们都感到极大疲惫，精神头反倒不如训练之前。无奈之下，徐锡麟接受了干部徐水生的建议，暂停训练，让敢死队全面彻底的休息。

                “水生，你觉得接下来怎么训练？”即便是精力充沛的徐锡麟，几天下来也露出了疲态。

                “徐先生，当今之计，莫过于让大家在战斗的时候敢往前冲。两军相遇勇者胜，咱们光复军靠的不就是勇气胜过清军么？”徐水生的建议相当的正经。

                “嗯。”徐锡麟点头称是。

                虽然提出了很正经的建议，但徐水生心里头是颇为复杂的。徐水生是人民党的人，他原本在安徽做买卖，第一次安庆战役期间，因为一些原因被当作满清官吏被强行带回根据地。经过甄别，发现抓错人了。于是发放路费和干粮让他回家。这种“仁义”在这时代就未免太惊世骇俗了，徐水生一开始犹入漏网之鱼，结果在灾区走了三天，却发现靠自己根本走不出去。干粮虽然还有，可灾区里头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情急之下，徐水生又跑回凤台县，壮着胆子请求能不能跟着人民党的船队回浙江。

                人民党就安排他们等下一轮船队一起走，停留期间与人民党接触较多，徐水生惊恐之心渐去，对人民党倒有了兴趣。他本来就算是比较破落的小商人，自然希望能够傍上大势力。一来二去，徐水生表示自己愿意在根据地干。那时候根据地缺人，既然徐水生自己要求，能写会算的徐水生就被征召了。

                半年前，徐水生受命会宁波组建队伍加入光复会。徐水生的老家宁波不缺乏苦力，有钱就足以拉起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陶成章号召浙江革命党聚集杭州，这支拥有七八条枪的部队就前往杭州。有枪没枪的待遇是不同的，特别是针对以前与光复会毫无联系的小部队更是如此。毕竟是在根据地干过，徐水生在见识提升的同时，对于军事的感觉自然也不同。在进攻杭州的时候，徐水生和他的部队表现相当出色，很快就成了敢死队的主力之一。

                于此同时，人民党的情报机构靠徐水生这条内线得到了大量光复会内部消息。

                徐水生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根据地大讲标准化，“大差不差就行了”，这是徐水生的看法，他现在经过对比才明白，这可不是“大差不差”的问题，而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大问题。大差不差那是制式武器这类产品，肯定会有各种差异。但是指导思想上若是有了差异，别看外表模仿的再像，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徐水生甚至感悟到了一个近乎哲学领域的问题，人民党在陈克领导下是在“按照规律办事”，而光复会则是追求“自己希望的结果”。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徐水生怎么都看不明白，不过他能感觉到，这两者之间是天差地别的不同。

                收回了自己的胡思乱想，徐水生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实面对的问题。由于平素里表现不错，徐锡麟把日常工作交给徐水生来管理。处理完了手头的事情，徐水生前往汇报。在徐锡麟门口，他听到屋里正在争论，却听一个女子的声音问道：“若是洋人出兵了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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