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联盟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四顾皆敌，在这种情势下，别说维克托还不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即便他已经坐在了那个位置上，且有着与斯大林同志相仿的个人威信，要想将第三世界不会爆发，世界整体局势依旧是和平这样的观念，灌输给苏联人民，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如今的维克托在联盟内部，既没有斯大林同志那样的个人威望，同时，也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因此，他在国家安全的预估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也正是因为联盟在对外关系上缺乏安全感，因此，在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问题上，联盟都表现得比较强势，莫斯科试图不断的在国境以外的地区，建立所谓的军事缓冲区，而这种态度和立场，便使联盟变的极富侵略性，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不断在寻求对外扩张一般。

        在北方，联盟从三十年代末就一直在努力构建波罗的海沿岸的安全区域，为此，莫斯科先是与芬兰展开谈判，随后又爆发战争，其最终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单纯为了开疆拓土，侵占芬兰的国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北方重镇列宁格勒距离边境太近了，同时，联盟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缺乏军事安全感。

        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联盟之所以要将东普鲁士的那片地区纳入自己的领土范围，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州，其根本意图，就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块领地，对波罗的海的航道施加影响，从而保障联盟北方的安全。

        在西方，联盟之所以在德国、奥地利驻扎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并从军事、政治这两个方面，一步步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有效控制，同时，又在巴尔干地区与南斯拉夫频频爆发矛盾冲突，其根本原因，同样是为了在欧洲建立一个广阔的战略纵深，以扼阻西方国家可能从西欧、地中海等地，对联盟发动的军事入侵。

        在南方，联盟对伊朗和土耳其的领土诉求，同样也是这个目的，而在远东，联盟对中国局势的关注，亦是出自这个目的。

        总而言之，因为预估中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因此，莫斯科的一切政策都是首先基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去考虑的，这项国策不仅影响到了联盟的对外战略，同时也影响到了联盟的经济、文化决策，另外，它也直接影响到了联盟的政治问题。

        就像列宁格勒的问题，如果是发生在承平时期，估计莫斯科根本不会对其作出太大的反应，但问题在于，现在联盟决策的态度摆在那儿，所有人都认为战争随时可能到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想得到的以及想不到的策略，对联盟实施渗透、破坏、颠覆，所以，任何一个政治问题，都可能会与国外敌对势力产生关联，某个人所犯的一个小错误，都可能被提升到“叛国”的角度。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并不是审判者喜欢给别人扣一个“叛国者”、“间谍”这一类的帽子，而是在当前局势的压力下，人们在审判中不得不用上这种罪名。

        蒙蒙的细雨笼罩着整个莫斯科，共青团广场朝向喀山火车站的停车场入口处，维克托从车上下来，顺手接过瓦连卡递过来的雨伞，随后绕过车子，走到另一侧的车门边，替坐在车内的罗莎莉亚打开车门，随即，很体贴的将雨伞撑到女孩的头上，却将自己的大半个身子暴露在伞外。

        “谢谢，”弯着腰从车内钻出来，罗莎莉亚浅浅一笑，向维克托道了谢，随即，很自然的伸出手臂，挽住了维克托的胳膊，紧紧依偎着他，朝火车站的出站口走去。

        今天罗莎莉亚穿了一身莫斯科大学刚刚统一起来的校服，嗯，怎么形容呢，在维克托看来，

        这一身穿扮若是放在他重生时的那个时空里，估计会被人当做是有钱人家的女佣，亦或是西餐厅的服务生。

        一身藏蓝色的“布拉吉”，白色的衣领和袖口。“布拉吉”的外面还套着围裙，纯白色的围裙，而且裙摆下方还有绣上去的花边。不用怀疑，这就是入夏的时候，全联盟教育机构统一要求更换的校服，从幼稚园到大学都是同一种款式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小学生还多一条红领巾。

        有关学校应该统一制服的提议，是由赞科夫同志率先在《教师报》上提出来的，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在统一了校服的情况下，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消除孩子们的攀比心理，从而让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

        赞科夫是年初的时候在《教师报》上发布文章提出这个建议的，而他的建议，得到了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同志的赞同，随后，一份报告经由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提交上来，并迅速获得了部长会议的认同，于是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全联盟范围内的大中小院校，就都换上这种款式的校服了。

        其实在维克托看来，联盟之所以迅速做出这样的决定，多半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将校服的发放当做一种福利，以鼓励“英雄母亲”们多生孩子，以增加联盟的人口。第二，近两年虽然全联盟范围内的粮食普遍歉收，但包括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以及阿塞拜疆在内，联盟的六大主要产棉区全部丰收，大量的棉花堆积在各地的仓库里，成为了联盟目前较为充裕的一项资源。

        好啦，话题扯得有点远。

        最近一段时间里，维克托的工作算不上多么顺利，主要是处在多事之秋，克里姆林宫气氛紧张，斯大林同志隔三差五的发一通脾气，弄的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唯恐工作上出点什么错。

        而除了工作之外，维克托的感情生活倒是顺利的很，他与罗莎莉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不过，这两人之间所谓的关系密切，与一般意义上的感情亲密不尽相同，说到底，这就是一场政治婚姻，背后牵扯到的因素太多了，在这一点上，维克托心里清楚，罗莎莉亚同样是明白的很，他们之间的婚姻与感情无关，一切都是政治。

        有时候，心里了解的事情太多并不是什么好事，那样会让人感觉任何事情都没什么意思了，枯萎、干瘪、味同嚼蜡。可在另一些时候，了解的事情太多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拿维克托来说，正因为他与罗莎莉亚之间的婚姻是政治性的，所以，尽管罗莎莉亚知道他与某些女人之间存在不清不楚的关系，但却丝毫没有干涉他的意思。

        这是幸福，亦或是不幸？

        今天对罗莎莉亚来说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维克托之所以陪着她来喀山火车站，是因为她的父亲，米利恰科夫从远东回来了，他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特赦，提前五年离开流放地，乘火车返回了莫斯科。不仅如此，经过政治局的讨论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许可，当初并没有被开除党籍的米利恰科夫同志，被重新安排了工作，他将前往乌克兰出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中旬左右，波波夫同志就会被调离目前的岗位，”挽着罗莎莉亚，维克托一边撑伞前行，一边小声解释着，“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赫鲁晓夫同志将会调回莫斯科，出任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尽管在莫斯科的核心决策层中存在反对意见，但随着日丹诺夫同志病重，无法正常主持工作，以其为首的列宁格勒派终归还是受到了冲击。或许是因为日丹诺夫同志毕竟还活着，因此，这份冲击暂时还作用在外围，最先倒霉的，就是向来与列宁格勒派走的比较近的那些人，比如说波波夫同志。

        其实波波夫同志是有点冤的，他与列宁格勒的那些人关系并不密切，只是他这个人缺乏政治眼光和政治敏感度，很多时候说话不经大脑，只要那点小脾气上来了，嘴巴就管不住了，不管什么话都敢往外喷。

        事实证明，牢骚发多了总归是要招祸的，波波夫同志先是替南斯拉夫那些人说了两句“公道话”，随后又替列宁格勒的那些人辩白了两句，于是

        幸运的是，他在政治局中还是有些朋友的，经过一番讨论，他躲过了撤职的命运，但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却是保不住了，最关键的一点是，原本他很有希望在最近两年进入政治局的，现在，这种希望彻底破灭了。

        波波夫走了，总有人要接替他的职务的，于是，赫鲁晓夫同志就有了一个离开乌克兰的机会，只是对他本人来说，这个任命估计算不上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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