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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六章:真相(二)


  暖阁内,随着朱允炆的娓娓道来,许多曾经在于谦心中,那些被迷雾层层笼罩的往事,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并且逐渐清晰起来。

  “自从草原劫持的案子之后,文奎总算是洗去了身上带着的那浓厚的佛性。”

  朱允炆啜了口茶水,目光也出了神,回忆着之前十几年的种种琐事。

  “后面,朕成立了湖畔学院,把你安排到了文奎的身边,从那一刻开始,朕给文奎构造了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他遇到的人、听到的话、看到的事,都是假的,都是朕和双喜安排好的。

  离开了学校,你还记得,你和文奎的第一站是哪里吗。”

  于谦睁大了眼睛,这一刻,他仿佛找回了无数的记忆:“应天府刑房,大皇子做主簿,我是他的师爷。”

  “然后他挑了一个案子,一个叫张东升的案子。”

  朱允炆笑了起来:“刑房那些公员给文奎准备的案子,全都是假案子,无论他挑哪一个,你都会跟朕说,朕就会让西厂接手,安排接下来的一切。”

  听了这番话,于谦的思维开始清晰起来,甚至不用朱允炆继续说,他自己都开始分析起来。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一件如此简单的案子,来回出现反转,也是为什么,那个叫张东的吏部郎中会站出来,将原本可以推卸掉的罪责,抗在了自己的身上。”

  “没错。”朱允炆耷拉着眼皮:“这件事之前,那个叫张东的官已经在吏察中没有通过即将要被罢黜,朕不过是让他退隐的稍微不那么体面罢了。

  案件的前半段,朕不停的给文奎出选择题,目的呢是想看看他如何处理和对待这种棘手的、权贵与百姓之间的争端之事,想要锻炼的,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而在案件的后半段,朕让张东出面顶这个案子,又给他另一种教育,那就是,人性的难以揣测。”

  即使没有朱允炆来解释,于谦也已经知道了朱允炆的用意。

  因为当时这个案子对朱文奎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初出茅庐的朱文奎正是亟待大展拳脚的时候,他热情高涨、他信心满满、他踌躇满志。

  结果呢?

  现实给了朱文奎当头棒喝,让朱文奎知道,现实中的大明,很可能随意的一件小事都是他处理不好,甚至说,朱文奎压根就没有能力去处理!

  在张东升的案子中,朱文奎是绞尽脑汁、费尽心力才觉得自己已经‘摸透’了朱允炆的用心,加上许不忌的佐助,最终将案子定了性。

  抓了张东升,定了张东升的罪。

  在权贵和百姓两个阶级中,坚定不移的选择了捍卫老百姓,选择了保护百姓。

  即使案件的真相无法查明,哪怕是办冤假错案,什么对百姓有利,他就做什么!

  “很多事情,真相不重要、对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需要什么,做皇帝的需要什么!”

  这句话,让于谦笑了起来。

  做了几年的父母官,于谦对这句话是有切身体会的。

  爬到越高,越接近政治权力的中心,越能明白这句话的真谛。

  这就是政治本身的特殊逻辑。

  一件事如何处理,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和政客的视角永远不会一样的。

  在这个时期,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还多受元杂曲这一文化的影响。

  而元杂曲的主要内容多是类似‘窦娥冤’之类的一些人间惨剧,展露出来的多是权贵官员迫害百姓、压榨百姓的黑暗。

  老百姓受到压迫和权贵欺凌的时候,心里往往悲哀的自我安慰。

  受着吧,这就是现实。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官官相护,当官的都是人上人,被欺负就被欺负吧。

  朱允炆要破掉老百姓心里这种想法!要让老百姓站起来!

  可是他朱允炆是皇帝啊,他的这种理想哪里是说几句话,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实现的?

  这种事需要在一次次事件的具体落实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老百姓才行。

  就如同老百姓为什么会自怜自艾的忍受压迫欺凌,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应当?

  因为这就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史中,平民阶级就是受压迫的,就是活该遭受欺凌的。

  祖祖辈辈如此,跪了几千年,能是几句口号就喊起来的?

  朱允炆自己知道,他再如何伟大,就算喊出‘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句话,终究作用不大。

  他不是神仙,他只是一个皇帝。

  一个肉体凡胎,几十年后就会病亡去世的男人而已。

  等他死了之后,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

  怎么办啊?

  所以,张东升的案子就是在塑造朱文奎的性子,想要看看朱文奎有没有同样的理想。

  就让法律,也偏颇一次弱势群体。

  也希望在这一次次的偏颇中,让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在只是习惯跪着,而是站起来,勇敢的向权贵阶级呐喊出声。

  “丫的跟你们死磕!”

  那一刻,朱文奎对待国家的基本政治观得到了朱允炆想要看到的塑造。

  塑造完了这一基本政治观之后,朱允炆又给朱文奎留了一句告诫式的结尾。

  那就是张东升的爹张东站出来,扛下了本可以推卸给管家的罪责,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所以才有朱文奎发问“为什么一个草菅人命的腐败官员,会在最后一刻良心发现呢?”

  而朱允炆说了这么一句“人性复杂,谁又能说的准。”

  这不是一个准确的答案,却也是最合理的答案。

  人性是说不准的。

  当法律从偏颇权贵阶级到偏颇平民阶级的时候,平民也一样会变坏。

  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一样会讹诈、耍赖以及无理取闹。

  所以人性说不准,将来的政策路线也要适时的再去改变。

  至于如何改变,那就是该朱允炆接班人,乃至往后一代代接班人操心的事了。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拥有着对这个国家发展洞若观火的细致观察力,也要有把控力。”

  朱允炆念叨着:“断案之前要的就是观察力,断案之后要的就是把控力,朕很欣慰,起码在那个时候,朕对他的处理和成长非常满意。”

  这个时候,于谦已经屏住了呼吸,因为他知道。

  最重要的话还在后面,会出现两个要命的字眼。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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