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韩国半岛的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其原因是大量自由资本从东洋涌入。但是在整个20年代，韩国半岛的工业进展不是很大，因为涌入的私人资本主要投资在轻工业方面。虽然1923年在韩国半岛接连发现115种矿物和粘土，但矿业是在30年代后才开始发展的，因为东洋本土在30年代出现的业繁荣需要大量的煤和铁矿石，所以加紧了对韩国半岛的矿产开发、掠夺。

根据有关史料表明：在1920年韩国基本是农业国，农业占国民总值（gnp）的88.1%，工矿业加起来仅占4.1%。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在30年代，到1939年，农业产值占gnp比例下降到42%，工业和矿业加在1起上升到45%。30年代的变化，使韩国工矿业的产值超过农业，涌现出1批新的工业区和现代工厂。1910—1945年间，韩国的工业产值平均年递增率为15%。到1945年东洋投降之前，韩国的整体生产能力比东洋相差不是很远。

但是，韩国半岛的这种工业模式具有严重的畸型性，即在1930年以后的工业效率增长快，主要是扩充军备的需要，东洋国官方动员大量垄断资本进入韩国半岛，大工厂都是由3井、3菱和安田等大财阀建立的。

由于是战争需要所推动，因此韩国半岛在这1时期发展最快的是化学工业，而韩国半岛也变成了东洋国对话战争的兵工厂，这势必造成韩国半岛的工业结构变成畸型。

虽然这1时期的韩国半岛工业年增长率为15%，但1910--1940年纯商业产品的平均年增率只有3.2%——两相对比之下，就足以看出韩国的工业结构的不协调性。

并且，30年代出现的新工业区都在韩国半岛的北部，接近伪满区域的咸镜道是最重要的工业中心。而在韩国半岛南部则主要是水稻农业区和汉城--釜山1带的轻工业地带。

这就造成了韩国半岛的北边是技术先进的现代重工业，韩国半岛的南边是技术比较落后的轻工业和传统农业，这种结构对独立后的南韩国经济发展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1948年当南韩国成立政权、而北韩国当即断绝了电力供给之时，整个汉城处于1片漆黑。

如果把日治时期韩国半岛发展工业的特点进行总结，那就是：东洋殖民当局推动的、私营主体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这是对李氏王朝集权官僚制封建经济传统的重大改变——在此之前，李氏王朝直到19世纪末工矿企业仍是由官方垄断，不允许私营。而东洋殖民当局却提侣、鼓励民间兴办企业，用法律保护私人的工商业经营活动。

东洋国殖民当局推动韩国半岛的工业化，动员的主要是东洋人的资本。

无论在第1产业或第2产业的投资中，东洋人的资本都占统治地位。例如，1938年对制造业的投资中东洋人占87.7%，韩国人只占12.3%；矿业中，东洋人占的比例更高，1945年的煤矿投资，东洋人占94.8%，其他矿业更高达96%，东洋殖民者当时向世界鼓吹的“迅速发展的韩国”，主要是指移居韩国半岛的东洋人的发展。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有了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政策，韩国人的资本投资也不断增长。例如金性洙的“京城纺织会社”、安熙济的“白山商会”、以及平蘘的1些针织厂、橡胶厂、制鞋厂，都是很有影响的企业。

韩国人企业份额少，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旧的两班阶级以及地方豪强虽然在土地调查中丧失了许多特权，但是他们还是把原来占有的土地以及家族或村里的公共土地、山林、原野当作自己的所有地登记注册成为私产，他们是地主、是韩国人中的富有阶级——

但是这些人受儒教观念束缚太大，难以产生较强的工业和商品经济意识，“知足常乐”,不去进行工业投资，顶多作1些转卖农产品的买卖。

在日治时期出现的韩国人企业家阶层，主要来自“常民”和原先归信西方教之人，他们的工厂和企业都是靠节俭和艰苦的劳动积累而办起来的。

当时向东洋人置办的银行贷款很困难，他们不相信韩国人的技术，所以，在技术要求高的矿业方面，韩国人的份额最小。

东洋殖民当局的统治，加强了韩国人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1920年底，韩国人的工厂只有99个，到1931年底达到2424个。此外，随着20年代开始的工业发展，人力资源也得到相应的开发。到1944年，制造业部门有1900多个韩国工程师，矿业1300多个，服务行业有2000多个；韩国人中总共有专业技术人员27900人，管理人员7200人，公务员和其他白领172000人，服务员和小商122100人。

东洋人依靠剥削韩国工人进行原始积累——根据韩国总督府1929年对雇佣数在50人以上的企业的调查数字，东洋国成年男工平均日工资2.32圆，韩国成年男工平均日工资1.00圆；东洋国成年女工1.01圆，韩国成年女工只0.59圆。韩国工人实际工资可能比这还小。

另外，资本家还雇佣男女童工，他们的日工资只有0.30元到0.40圆。而这种工资制度鼓励了东洋国的移民运动，到韩国当资本家或工人贵族，形成了韩国半岛的居民资产阶级化。

农村的高地租和工厂的低工资，造成韩国广大下层人民穷困。这又进1步影响到教育。普通人家省吃俭用，也只能使孩子上完小学，能上完中学的很少。尽管如此，韩国在日治时期教育发展得还是比较快的。总督府把东洋的教育体制搬到韩国，推动教育扩张。

1912年，韩国在校小学生4.5万人，1922年上升到23.6万人，1942年达169.5万人；1945年在校中学生83500人，大学生7800人。

1944年，韩国半岛南部的1700万人口中，识字者966.7万，文盲733.3万，识字率高达57%，这个数字在当时第3世界国家中是最高的。

1938年后，东洋殖民者禁止说朝语，在2战结束前，说朝语甚至被逮捕。这样的结果是懂日语的人从1913年的0.6%升到1945年的15%，在2500万韩国人中，约有375万人懂日语，约50万人说日语。东洋是世界最大的翻译国之1，并且是西方著作的最大翻译国。韩国在当时所达到的这种教育水平，对其以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

总之，在日治时期，东洋人以强迫的方式把大量的现代事物强加给韩国。这种强制性现代化，缩短了社会级慢进化的时间，客观上造成了韩国的追赶型发展。

但在另1方面，东洋国的殖民统治损害了韩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强制现代化又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结果激起韩国人民对现代事物的反感。

在日朝合并前，韩国社会没有受到现代性的真正触动，1边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1边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广大人民1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糊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

同旧华夏的广大人口1样，旧时代的韩国人民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而且韩国半岛的老百姓习惯于给官僚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融。官僚也习惯于吃嘱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这种注重人情的风尚是对不平等制度的补充，给予韩国人许多的安慰。

但东洋人把这1切突然地改变了——东洋官僚机构的相对廉洁和讲效率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在东洋官僚的统治下，1切都按照韩国总督府的法律和命令行事，没有通融的余地。

1910至1919年期间，韩国人连杀1只猪、狗或鸡，都要牵到指定的屠宰场，因为要讲卫生；兴修水利、公路和工厂，强迫地挖掉韩国人最重视的祖坟和“风水宝地”；连为节约而采取的公共祭祀、以及保护森林、改良品种等，都用警/察和宪/兵来强制推行。这种强迫式现代化，用苛刻的、无所不在的、非人的法律强迫韩国人民，只能使他们同现代性疏离。当时流行的1句俗语“宁在亲爹面前受苦，不在后爹面前享福”，就是这种情绪的最好写照。

东洋殖民当局在韩国半岛推行现代化有两个特征：1是自上而下的强迫；2是东洋国移民的替代。——当东洋人的政府、东洋人垄断的官僚机构、东洋人垄断的经济、占据事业单位的重要管理位置，这就意味着当70万东洋国移民撒走后，1个高效率的发展机制就会即刻瓦解，韩国半岛旧式官僚体制的正治传统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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